以实体经济为主体制造业为重心

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第二十届中国百货零售业年会暨商业创新峰会上的讲话

（黄奇帆  2023年3月29日）

3月29日上午，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出席第二十届中国百货零售业年会暨商业创新峰会，并发表题为《以实体经济为主体制造业为重心 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旨演讲。

很高兴来参加中国百货商业协会召开的20周年年会，利用这个机会，就我们国家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个议题讲三点意见。

一、坚持以实体经济为主体，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的产业经济要以实体经济为主体，制造业为重心，这个“重”是轻重的重，“重心”两个字用的非常好。我们都知道不倒翁有一个重心，只要重心摆的好，不倒翁不管你怎么推，总会趋于平衡趋于稳定。制造业作为我们国民经济的重心，它具有五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只有制造业的发展才会带动更多的就业；第二，制造业的发展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增长级；第三，制造业的发展是科研开发的基础，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科研创新的体系是和制造业的基础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制造业基础，就是搞创新也是虚无缥渺的；第四，制造业的发展是国家全面小康的一个基石；第五，制造业的发展是国家军事力量、军事装备强盛的基础，国家安全的基础。党的二十大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制造业是工业的躯干、经济的基础、民生的保障，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一环。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制造业发展存在两个突出问题。

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自2011年以来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一是制造业比重下降速度过快。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2006年时达到32.5%的峰值，并且自2011年开始逐年降低，2020年降到26.3%，9年时间下降了5.8个百分点。美国现在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11.5%，它是从比重占40%降到11.5%的，差不多60年降了近30个点，每10年拐3-4个点。欧盟从比重占38%降到15%，也差不多用了50年时间。与这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比重从达峰到下滑，幅度明显更大、速度明显更快。二是制造业的比重叫未富先衰。全球主要工业国家如美、德、日、法、意、英、韩等，制造业比重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都是在迈入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发生的。世界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一般都是在GDP达到15000美元成了富裕发达的阶段，GDP中的第三产业服务业加快发展、规模扩大，制造业比重开始向下降。我们2011年人均GDP才4000美元，还处在中等收入偏下的阶段，所以未富先衰。

三是制造业的比重叫未强先衰。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一般到37-40%达峰，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到40%开始拐点，欧洲到38%开始拐点，日本到37%开始拐点，我们到了33%就拐点了，叫未强先衰。

另一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较，中国制造业在品种和质量上还存在多方面不足。主要体现在：一是高端高质产品不足。很多产品属于低端低质，在性能、可靠性、寿命、良品率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往往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二是同质化竞争严重，细分市场的开发不足。同一制造业门类从业企业数量众多，但缺乏专业化基础上的分工协作，容易陷入同质竞争。一旦哪个行业处于风口，大量制造业企业往往一拥而上，搞低水平重复，最后形成恶性竞争、产能过剩。三是关键技术被卡脖子。制造业许多关键环节中的核心技术我们没有掌握、受制于人，很多产业链容易被人一剑封喉。四是缺乏引领国际的高端品牌。中国的制造业体系存在大量的低端加工，缺少高端品牌以及相应的市场渠道优势。一个品牌往往需要十几年时间的专一专精才能得到市场认可，建立起畅通有效的营销渠道，而中国每年工商注册了上千万家企业，很大一部分都在五年内倒闭或者转行了。数据表明，美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8年，日本是12年，相比之下，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生命周期只有3年，自然难以建立起品牌效应。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高瞻远瞩的深刻的指出，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三个脱实就虚。一是房地产业脱实就虚。由于房地产过分的发展，14亿人中9亿城市居民每1万人1个公司，全国有9万个房地产公司，工农兵学商不搞房地产的公司就是没效益的公司，中国9万个房地产公司比全世界180个国家房地产公司数量的总和还要多。二是金融业脱实就虚。我们金融业增加值一度占GDP的比例8-9%，全世界金融业平均占GDP比重4-5%。美国是全球金融业，其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也就5-6%，只要到8%就会引发一场金融危机。2007年美国金融业占美国GDP7.9%，就发生了房地产次贷危机，从而引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崩盘崩掉几万亿美元，金融业萎缩又回到5-6%。我们金融业占比过高，以至于我们金融的利润至少额外多了3个点，100万亿GDP的3个点就是3万亿，如果给制造业、实体工业，实体经济的利润不就多了3万亿。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业脱实就虚利息过高，融资难、融资贵造成实体制造业边缘化。三是互联网脱实就虚。互联网发展的非常快非常猛，但是中国互联网都围绕着消费互联网发展的。前20家上市的互联网公司几乎都是消费互联网跟我们百货店、实体店抢生意，跟老百姓做消费类的服务。美国前20位的互联网公司90%也就有18家都是工业互联网、制造业的互联网、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的互联网公司。互联网最早是欧美发明的，但是人家都在发展的是实体产业的互联网，我们铺天盖地都是消费互联网，把实体店至少30%的实体店搞的空空荡荡没有生意做。这三个方面的脱实就虚冲击了我们的制造业。

“十四五到2035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判断：一是国家在经济发展进入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制造业占比会逐步下降，但不宜下降地过快过早，至少应该等到整个国家人均GDP超过1.5万美元后，再逐步下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这一标准就出现了制造业比重下降的现象，接下来要着力延缓下降的趋势。二是相对于中国的国情而言，制造业占比不宜过低。无论如何制造业比重在2035年前不能低于25%，在2050年前不能低于20%。再加上10%左右的采矿业、电热气水和建筑业，整个第二产业在2035年前应该保持在35%以上，在2050年前保持在30%以上，不能走美国等国家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不足18%的极端。三是在制造业占GDP比重达峰并开始逐渐下降时，为保持工业发展的势头，务必加大研发投入，使创新能力成为工业制造业的第一动力。就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保持研发投入超过制造业产值的3%-4%、保持“0到1”基础研究创新投入占总研发投入的20%以上、保持制造业创新领先的独角兽企业占资本市场市值的30%以上，是制造强国的标志现象。四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伴随着一定比例的生产性服务业，在制造业占GDP比重逐渐下降过程中，一方面制造品中的相关的服务业占比逐渐加大到30%-60%；伴随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逐渐加大到制造业增加值的50%-60%。当这四方面条件都已经满足后，与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生产性服务业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实体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达到50%。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中国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十四五到2035年”期间一定要让中国的制造业保持在25%以上，绝不能再发生过七、八年又掉五、六个点，就会掉到20%以下，到2040年中国制造业可能就只剩12-13%，从这个意义上“十四五到2035年”提出了这个强烈的约束性的指标要求。上海上世纪90年代制造业曾经占上海GDP的40%，老工业这个比例也很高。到了2020年已经降到20%，当时的李强书记在上海制定“十四五到2035年”规划纲要的时候说过很深刻的话，在“十四五到2035年”期间上海的制造业比重不能掉到20%以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年上海制造业到去年回升了2个点。总体来说，实体经济为主体制造业为重心，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让制造业保持在25%以上，GDP规模大了制造业再反向的拉上去很难，但保持25%以上的比重是一个战略性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内在要求。

同时，在服务业系统里面也有一个实体经济的要求。中国式的现代化，以实体经济为主体制造业为重心，对生产性服务业也有较高的要求。什么叫生产性服务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类大体上有十类，范围包括为生产活动提供的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货物运输、通用航空生产、仓储和邮政快递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节能与环保服务，生产性租赁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源管理与职业教育培训服务，批发与贸易经纪代理服务，生产性支持服务。去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是52.8%，其中生活性服务业占比70%，占GDP的比重近40%，比重过高；只有30%是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15%，比重过低。在欧美发达国家的服务业里面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的比重一般都在50%，多的甚至占整个服务业的70%。比如美国的制造业只有十一点几，非制造业的工业有六点几，加在一起18%，农业有2%，剩下的80%都是服务业，这80%的服务业里面有70%是生产性服务业，跟老百姓生活消费关联的服务业只占30%。美国的制造业占比很低，但是他们的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很大。全世界生产的许多产品，都受美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和管制。在产品制造中，生产性服务业中的研究开发、标准管理、专利等等都成为制造品的成本镶嵌在制造品的价值中。现在一个高端的产品比如一个笔记本电脑、一个手机如果卖1万元，里面5000-6000元是服务价值镶嵌在里面，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价值，真正的硬件制造只占百分之四五十。一个地方生产性服务业很低，如果说制造业规模很大，那么他的产品要么是中低端附加值不高的，尽管规模很大卖的利润效益也不会那么高；如果生产出的产品卖得很高的价格，一定是外国的生产性服务业输出到这个国家生产的体系之中，最终就像苹果在中国造了一亿多个手机，卖了2000亿美元，销售利润很高达40%，有800亿美元的利润。在这800亿美元利润中，有600亿美元归苹果公司，占利润的80%；只有200亿美元归上千个零部件及代工总装厂，占利润的20%，是2000亿美元销售额的10%，也算很好了。一般工业企业利润占销售额的6-7%，所以全世界的工厂都愿意为苹果打工，因为他有10%的销售利润率。苹果凭什么既没有流动资金也没有固定资产投资，也不生产一个零部件，也不搞总装厂，最后他能拿到四分之三的利润，是因为整个苹果手机的专利、软件、操作系统或者各方面的服务、标准都是苹果的，苹果是整个苹果手机生产制造的奠基者。

我讲这段就是表示生产性服务业十分重要，对我们来说按照中央实体经济为主体制造业为重心的要求，就是要补上两个短板。一是遏制住制造业占国民经济比重下降过快的势头，守住25%底线，力争到26%、27%、28%，并且直到2050年都要守住，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制造业比美国制造业比重高他一倍。二是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大，从现在占GDP 15%左右的比重上升到30%，这样如果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是60%，那么一半是生产性服务业，一半是生活性服务业。包括互联网公司也应该更多的向产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数字经济的发明创造及人工智能的技术研发上下功夫，而不是跟实体店抢生意。

二、进一步发挥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用销地产、产地销的功能吸引更多外国公司来中国投资布局

中国现在是全世界超大规模加单一结构的市场。说他超大规模是因为中国拥有14亿人，人多市场会大这是一般的道理，但是也不一定。1980年的时候中国GDP2000亿美元，这个规模只是全球GDP的1%，相当于欧洲的小国家荷兰那么大。那时候中国有10亿人口也是世界最大规模的一个人群，当时全球人口60亿，我们10亿人占六分之一，人均GDP只有200美元，并不构成全球超大规模市场。在改革开放最初的20年，中国的字典里面不管是新闻宣传或者是各种论点里面从来不说中国是世界超大规模的市场。我们的人口红利往往是这么表述的，就是有无限供给的低成本的廉价劳动力。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构成了我们的人口红利，加上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再加上全球化红利，推动了中国几十年来快速发展。到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中国每年的进出口贸易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2年位列世界第一，500 种主要工业品中 40% 以上产品的产量世界第一。四十年中国经济从2000亿美元变成现在的18万亿美元，涨了90倍。近几年中国的人均 GDP 接近并超过了全球1.1万美元人均 GDP，中国的人口红利才真正构成了全球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产生了规模效应。如果某一类产品中国无法自给，要靠进口，就会产生全球近20% 人口的市场需求；如果某一类产品中国自己自给自足，就相当于覆盖了全球近20%人口的市场份额，再加上一部分产品出口海外，假设出口份额占到全球 10%，就等于中国供给了全球的30%。基于此，我们可以非常客观地说，当今中国的人口红利，在继续保持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已经更多地转变为规模优势，成为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核心优势之一。

单一结构市场是指法律体系统一、税务体系统一、商业规则统一、语言文化统一的市场。中国就是典型的单一市场，遵守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体系，汉族人口在中国人口民族结构中占主体地位，占中国总人口的 91.11%，各民族和谐稳定均衡发展，汉语作为官方语言全国通用，商业规则、市场环境大体上是一致的。

与此同时，全球也有很多国家虽然体量不小，但并非单一市场，比如印度。印度说起来是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但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碎片化的市场。印度自称联邦制国家，每个邦拥有较大自治权，在宪法之外还有各自的法律体系和商业规则，各邦之间要素、商品的流动面临重重壁垒；印度有100多个生活习惯各不相同的民族，其中人数最多的印度斯坦族也仅占总人口的46%；印度的宗教信仰种类繁多，包括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耆那教、天主教、佛教等，各个宗教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印度还通用多种语言，仅官方通用语言就多达22种，有121种语言的使用人口都在1万人以上。此外，印度还残存着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的影子，将人分为五等，不同等级的人群之间也不是统一的市场。可以说，印度是由若干个大大小小的“碎片式”的市场构成的。

对类似印度那样的“碎片化”、“散装”市场，跨国公司每进入一处都要重新进行开拓，会带来额外的成本；而单一市场意味着一家企业如果探索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就可以在不进行大量额外投入的情况下对整个市场进行平移复制，与一个个“碎片化”或“散装”市场相比，自然能够大幅提升效率、降低成本。

中国超大规模单一结构的市场给我们带来了6种成本下降的红利。人们常常有一个传统观念，就是中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于劳动力成本低廉。这是没错的，但是实际上劳动力成本在制造业总成本中的占比一般就在 10%—15% 左右，劳动力成本高一点低一点只能影响总成本几个百分点。尽管劳动力成本在部分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工中，可能会占到 40% 左右，但是在大部分的装备工业、耐用消费品工业和重工业等制造业中，因为原材料成本较高，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较重，劳动力成本的比重并不很高。而一旦形成规模效应，就能够大幅摊薄制造业的六项成本。一是研发成本，随着产品产量的增加，均摊到每一件产品上的科研成本就会大幅下降，企业也就能投入更多资金进行原始创新、科研开发。二是固定资产投资成本，生产制造需要投入厂房、生产线、设备等固定成本，产量规模越大单位成本就越低。三是采购成本，无论是商品、材料、部件，采购的批量越大，打折降价的系数越大，采购成本也就越低。四是人力成本，一旦形成规模效应，劳动生产率就会有较大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也会被摊薄。五是物流成本，包括运输、仓储、中转、装卸等环节的费用都会随着规模增长而摊薄。六是市场开拓成本，每进入一个新市场都要进行相应的市场调研、用户分析、产品定位、渠道拓展等，中国本身是一个单一市场，同一套策略、同一种产品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大大降低了市场开拓费用。以上六个环节，每个环节哪怕降低5%的成本，六个环节总体会把制造业成本降低30%。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规模优势可以影响到整个制造业成本的 30%—40%，一旦达到了充分的规模，就可以把价格压低 30%—40% 左右，以价格优势打败国外的竞争对手。由于有了这样的一种优势，中国人造什么，什么东西在世界上成本就下降30-40%，中国制造成了跨国公司超额利润的粉碎机，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今中国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超大规模市场形成的低成本优势。这种低成本优势成了当下破解美国跟中国脱钩，搞地缘政治，想把产业链、供应链从中国拉出去，让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转移出去始终无法成功的基础性的原因。

当下中国人的招商引资，不再是用劳动力比较优势或者土地成本，或者各种各样的较低资源成本，砍胳膊砍腿让渡利润吸引人家。现在的招商主要是两条，不管是企业出去还是地方政府出去，总之两种招商。

一种是“销地产”。即在主要的销售市场组织生产，直接满足当地需求。这就需要当地市场足够大。中国有大市场，你的产品生产出来全部在中国销售，与在别地生产后通过进口来满足当地市场的模式相比，销地产至少有四个优势：一是可以绕开进口保护关税的限制；二是由于在销售地组织生产，自然降低了物流成本；三是可以更加及时准确地掌握市场信息，根据客户需求调整产品设计，更加敏捷地满足客户需求；四是由于在当地组织生产，税收、利润和 GDP 都留在了当地，产生的就业也都是当地的，自然形成与当地政府的良性互动，也更容易减少各种非贸易壁垒。

比如上海前几年做了件漂亮的事情，把美国的特斯拉引进到上海生产，既大幅度的降低它的制造成本，同时中国的大市场又让车辆供不应求。这就是典型的销地产，让特斯拉从破产的边缘翻了身。特斯拉的股票市值从2012年起初2000亿美元后来跌到1000亿美元以下，到了2019年在中国上海一生产销售立马股票市值上升到5000亿美元，现在进一步发展到1万亿美元以上，我们认为5000-10000亿美元和上海无关，但是1000-5000亿美元就是中国上海给他创造了一个台阶。于此，马斯克就有特殊的理解，几天前美国一个议员公开场合问马斯克，你认为美国现在对中国的阻拦最终是不是会使得中国不能够在5-10年赶上美国。马斯克说痴心妄想，10年内中国一定会超越美国，30年以后中国会是美国2-3倍的GDP总量，这是阻挡不了的，美国只有和中国搞好合作才是最正确的。他这个讲话比我们的干部讲的思路还清楚，总得来说他是有特殊体会。

一种是“产地销”。就是在一个地方生产产品后直接销往世界各地。这种模式下，一般需要当地营商环境符合五个条件：一是当地产业链配套比较齐全，更容易形成各种产业集群；二是交通、物流、电力等基础设施条件优越；三是劳动力素质高、成本低，且足够充裕；四是开放条件好，企业进行进出口贸易非常便利；五是当地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配套齐全。企业在这里生产出产品后，从产地直接销售到全球市场。比如苹果手机有一半出自在中国郑州的富士康，2020 年出货将近 1 亿台手机，极大部分由苹果公司销往世界各地。这背后是围绕着富士康，郑州做了大量的产业配套，集聚了零部件供应商、运输企业、其他组装环节厂商等，甚至为富士康设立了综合保税区，形成了超千亿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跨国公司选择这两种模式是精心计算的结果，是考虑了各种不确定性后的理性选择和最佳方案。因为这两种模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弭各种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冲击。比如产地销模式，苹果和富士康之所以选择郑州作为生产组装基地，是因为这里的劳动力资源丰富、物流和相关产业配套较好、政府的营商环境不错，是经过系统考察、精心计算后的决策，而绝不是随意的投资冲动。同样地，特斯拉之所以选择中国上海作为“销地产”的基地，也是因为可以近距离获得客户，而获得客户是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所以综合这两种模式，我们反过来思考全球化。未来只要人类社会各种消费需求在不断增长，跨国的投资贸易就不会停滞，还会继续增长，只不过将会以更加集约、更加经济的方式来呈现。

当前出现的产业转移现象是多重因素的结果，从长远看未必是坏事。最近一段时期，一些产业看上去有“孔雀东南飞”的迹象，转移到了东南亚等地区。这里面有多重因素。一是美国对华搞贸易战，到现在为止，加征的关税绝大多数仍未取消。很多原来“在中国、为美国”的产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转移，转移到东南亚去了，目的是为了取得原产地认证，规避关税壁垒。二是疫情下我们这两三年交通不便，工作活动方式不便，也的确导致一些企业往外走。三是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综合要素成本短期内的确有一定比较优势。这些年来中国的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的确有所上升，这是事实。四是东南亚一些国家如越南加入了不少自由贸易协定，自己也采取了很多力度比中国还大的税收优惠措施。五是RCEP生效后，利用原产地累加规则，一些企业即使搬到东南亚了，也可以免关税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即实现“在东南亚、为中国”。

对这些问题怎么看？不妨从以下几方面分析：一是转移出去的不少产业是中国自己的民营企业，出于规避关税壁垒的考虑，适当调整布局，无可厚非。二是目前转移出去的企业多以服装鞋帽为主，虽有一些电子元器件，多以装配组装为主。这也是适应东南亚国家所处发展阶段所需要的。三是随着东南亚这些国家经济增长，本地的需求也会驱动“销地产”的基本逻辑，即“在东南亚、为东南亚”，所以一些跨国公司在东南亚开展布局，也是合理的，自然也会带动原来在中国的配套企业跟着走出去。

至于会不会形成大规模的“撤离中国”的浪潮，我认为不会的。基本原因有三：一是对关税壁垒比较敏感的往往是很多低附加值产品，而对中国主力出口的机电产品等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的产品不会形成大的影响。这几年对美出口不降反升就是例证。二是中国对外贸易中，第一大贸易伙伴不是美国，而是东盟、接着是欧洲。美国加征关税，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并无大碍。三是看上去一些国家劳动力便宜，但中国有高技能工人队伍，这些人勤劳、吃苦、综合素质高，而且规模庞大，中国还有世界规模最大的科技研发人才队伍，达1.14亿，人口优势正在转化成人才优势。至于土地，我认为随着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启动，这方面必将释放出新的巨大红利，土地要素成本也将下降。此外，中国正在掀起世界最大规模的清洁能源建设浪潮，那个时候绿电将成为我们的新优势。所以未来中国将拥有新的综合性要素成本优势。

更为重要的是，目前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基本上是RCEP成员国。这未必是坏事。随着RCEP的实施，中国与RCEP国家将形成日益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联系，将来会出现“在中国，为中国”“在中国，为RCEP”“在RCEP，为中国”“在RCEP，为全球”等多种产销模式。那个时候，中国大市场叠加RCEP大市场、中国的双循环叠加RCEP大循环将深刻改变世界产业链供应链版图。

俄乌战争下，去年是中国实体经济装备制造、重资产投资的外资最多的年份，创下这些年最高，外资到位数增加了9%，合同增加了30%，都是指的装备制造业。原因就是俄乌战争下欧洲的能源价格上涨，使得营商环境恶化、制造成本大幅度提升，欧洲的许多制造业企业就搬到中国来了。连美国波音飞机也因为销地产的原因，把总装厂放到中国来，这都是20年来破天荒的第一次。实际上中国是世界最重要的制造业的基地，是世界制造业的压舱石。我们要用销地产、产地销的优势功能进一步吸收欧美包括阿拉伯等世界各国来中国投资。

三、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重点，掌握产业链布局的主动权

应对当前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关键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在确保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相对稳定（在2035年前不能低于25%，在2050年前不能低于20%）的同时，推动制造业的智能化、绿色化、集群化、服务化。在产业链布局发展过程中，我们不能光靠着大市场吸引别人，这个优势可能今后10年、20年一直存在是我们的核心优势，但是我们真正要把产业链布局的主动权拿在手上就要搞创新。创新是产业链布局的主动权的关键所在。

一是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补链扩链强链。要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更大水平的开放，实施“补链”“扩链”和“强链”行动计划，实现更高层次的水平分工、垂直整合。

二是要培育并形成一批既能组织上中下游产业链水平分工，又能实现垂直整合的制造业龙头企业。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实际上在全世界形成了一个十分突出的产业能力——即对复杂产品的组装能力。不要小瞧了这一能力，因为它是成百上千的企业组成的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这一能力的背后是对企业管理水平、供应链组织能力的集成，也是我们不可多得的一大优势。这种能力的形成一方面与刚才说的产地销和销地产模式分不开，另一方面与中国的基础设施水平、产业配套能力、高素质的熟练工人队伍以及日益精进的科研开发能力是分不开的。

三是要培育中国自己的生态主导型的“链主”企业。当前，中国在部分领域已有此类企业出现，比如华为。我们要倍加珍惜。一是要用中国大市场为这类企业推广其应用、迭代其技术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二是鼓励这类企业树立全球视野，根植全球化基因，通过搭建国际交流、项目合作和市场开拓平台，帮助这类企业在全球开展知识产权、行业标准的布局。三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生态主导型的“链头”企业的共性特征是在底层技术上形成自主的知识产权。支持此类企业发展壮大，强化其知识产权保护就是从根上对其竞争力形成有效保护，这方面需要持续加强。

四是谋划和布局一批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这是新一轮产业变革制高点。产业链集群化真正的主战场，在于一些世界性的、具有万亿美元级别的耐用消费品。事实上，全世界每一次工业革命就会有四到五个代表性的耐用消费品进入千家万户，成为风靡一时的消费主流。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典型特征是机械化，对应的是钟表、自行车、缝纫机等；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气化，出现了汽车、空调、电视、冰箱、洗衣机等；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信息化，出现了电脑、手机等。这些产品的市场规模往往超过万亿美元级，哪个国家、哪个城市能够把这些产业发展起来，就会在国际竞争中走在前列。现在我们正在经历以数字化绿色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必将有新的“四大件”、“五大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从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入手打造战略性全局性产业链”就是这个意思。今后二三十年，能够形成万亿美元级别市场的“五大件”，大体上包括以下五种：一是无人驾驶的新能源汽车。二是家用机器人。三是头戴式的AR/VR眼镜或头盔。四是柔性显示。五是3D打印设备。要积极进行前瞻性布局主动出击，围绕这些重点产业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

之前三次的工业革命我们是跟进，人家发明创造我们是舶来品或者引进消化吸收，产品虽然生产的最多但是原创是人家的。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既有跟进的，也有并跑的，也有领跑的。比如新能源汽车我们现在处在领跑位置。机器人我们可能还在跟进阶段等等。在第四次工业革命里面我们力争做到在跟跑、并跑、领跑中我们能更多的领跑，最终创新出新的终端整机产品，也就是“十四五到2035年”规划讲的要在“十四五到2035年”期间，更多的通过前瞻性的创新驱动，使得进入老百姓家庭的消费类终端产品能由我们创新发展并走向世界。这样的话这种产品的链头、龙头、代工都会是中国自己主动布局，然后我们布局到天下到各个国家去销地产、或者产地销，这样我们就把产业链发展的主动权真正掌握在中国自己的手中。

我今天就讲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