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2021-01-28 11:43
面对国内外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2020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中国最高决策层从流通体系建设着眼,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率的专题会议尚属首次,反响强烈、影响深远。
财经会议认为,“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流通效率和生产效率同等重要,是提高国民经济总体运行效率的重要方面。能够把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扩大交易范围,推动分工深化,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财富创造。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都离不开高效的现代流通体系。”财经会议正确指出,“我国流通体系现代化程度仍然不高,还存在不少堵点亟待打通。为此,会议明确提出“要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流通企业。”
在鸿篇巨著《资本论》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卡尔·马克思关于资本形态变化的循环周转与社会再生产理论,详细阐述了生产与流通消费各环节、各要素及其比例关系的有机统一,揭示了这些环节要素在周而复始经济循环周转的过程中,相互匹配、相互适应、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寻求动态平衡的经济规律。中央财经会议重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再生产经济循环的基本原理,紧密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和突出问题,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判断和决策。
1.动态财富观是静态财富观的升级版。中央财经会议对于流通体系地位作用重要意义的评价非同寻常、十分新颖,令人耳目一新、印象深刻。因为会议言简意赅、字斟句酌,表述完整,是第一次明确上升到了流通效率可以促进财富创造这一“新财富观”的高度。财经会议从经济运行生产与流通总体效率内在统一的方法论高度,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新视角,把流通效率直接同促进财富创造紧密联系在一起,第一次提出了活跃动感十足、动态化的新财富观。而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基本精神,更是一脉相承,突出强调了新发展理念所包含的一系列的动感指标。诸如畅通、循环、质量、效益、效率、效能、速度、节奏、流动性、新动能、周转率等等,这些反映“经济节奏活跃度”的指标都无不集中体现了动态化新财富观的核心要义。动态财富观是静态财富观的升级版,带有标志性的意义。从索取大自然拼资源、偏重于空间效率,到挤压流程、拼节奏讲求时间效率,完成了财富观的重大转变。实现了财富思维观念一通百通的跨越提升。前者重生产、轻流通,拼空间资源效率,很快便达到极限。而后者则更加看重缩短流通时间,提速拼节奏更具有无限的潜能。两种财富观所达到的目标境界不可同日而语。
2.确立动态的新财富观方法论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这就是必须使生产和流通经济循环全程包含的所有节点都处在精准化、柔性化、既不多、也不少、“刚刚好”的最佳状态,保持在既不断档脱销,又不库存积压的动态均衡点上,从而达到人类智慧的最高境界。这就要求确保总体最优,每个环节不得以邻为壑,在自我优化完善的同时,不得以损害其他环节的效率损失为代价。时刻保持每个环节和领域都逼近这个客观存在的均衡点。现实生活中生产和流通效率低下随处可见,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突出。主要表现是此地脱销断档与彼地库存积压两种状况同时并存,有效产品产能与无效产品产能同时并存,甚至互为因果,造成双重损失。常见的困扰也不是表面上的“到处缺钱”,而是循环太慢,淤塞拥堵,缺少“动感”,资金沉淀、库存积压,几个钱不顶一个钱(其中行政审批过多过慢效率低下曾经是重要成因,目前此类情况正在改变)。因此,高度关注时间动感节奏、结构的动态财富质量观比静态财富数量观蕴含无比巨大的效率潜能,更加不能容忍“无效挤占有效”的现象,也就更迫切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这期间基数存量越大,可供挖掘的动态效率潜能就越大、动态化科学管理的要求也就越高。因而是新时代统领全局,打开中国动态化财富之门的一把金钥匙。这就是“千方百计向流通要财富、向畅通要效率”。
3.创新流通体系,加快经济节奏必将带来巨大利益。
在2020年中国GDP100万亿元的现有经济体量下,按照时间效能的动态财富观,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不断提高有效产、产能品率的思路框架,创新流通体系,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流通企业,加快经济节奏将会带来巨大利益。未来5-10年,通过培育市场体系、畅通流通渠道、缩短流通环节,加快现代流通企业自营采购供应链建设,增强核心竞争力,剔除迟滞耽搁和损失浪费,就可以从经济存量中挖掘出累计40-50万亿元的“额外”收益。主要包括:依托市场化资源配置机制,可消除至少20万亿元的产业结构性损失;加快经济节奏,可节省至少15万亿元的流动资本占用;提高物流效率,可降低至少10万亿元的物流成本;排除增进消费的非收入制约,可至少激活化解10万亿元的购买力存量。完成上述目标将有助于在“十四五”期末促进产业结构性损失大幅度下降;低水平重复建设将得到有效遏制;由于效能提高、周转加快,占用减少,全社会工商企业流动资本增幅将明显低于GDP增幅;全社会物流成本占GDP比重也将稳步下降;城乡居民即期消费增幅将显著上升。
动态财富观的核心概念是有效产品率,即实际发挥作用的产品在总产品中所占有的比重。决定有效产品率高低的影响因素可以是无限多的,但是大都直接间接来自生产效率和流通效率。而采用有效产品率的评价方法则更简洁明快、方便管用可靠,而且数据可得。因而是评价经济发展投入产出质量高低的核心要害指标,也是评价生产和流通效率质量高低的核心要害指标。有效产品率是由生产效率和流通效率共同决定的,当生产效率既定之后,有效产品率高低,主要取决于流通效率,特别是取决于其中抗击商业风险的自营采购能力、成本价格控制能力和自营采购供应链所占比重,从而决定大型现代流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考察评价流通效能与有效产品率高低或迟滞耽搁程度的评价标准多种多样,而且可以互相印证。主要包括:实体经济中企业自营采购业绩所占比重,自营采购企业流动资本年周转次数或周转一次所经历的时间(天数);库存率即库存总额占销售总额的比重;流通费用率即流通费用总额占销售总额的比重(含物流费用);员工人均销售额;营业场所单位面积销售额;利润率;固定资本折旧率;等等。根据所要解决问题的具体内容,分析评价的指标可以有更多的细化和变换。每时每刻探寻并保持这个最佳均衡点,决定了流通过程从时间和空间所看到的本质功能。第一,在时间上就是“减少耽搁迟滞和断档脱销”优化流程、加快节奏;第二,在空间上“优化资源配置,优化产业结构”。这是对流通体系职能作用从时间继起和空间并存两个视角所做出的最高概括。
目前中国经济已进入更加开放、更强调国际国内换双循环、促进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新时代。数字经济令现代流通体系迅速变革、如虎添翼,对于现代经济体系空间结构优化和时间流程缩短、节奏加快的高质量和高效益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与生产效率同等重要、并驾齐驱的流通效率也将显著提高。
1. 企业规模化自营采购效率决定流通效率。
流通效率不仅决定财富质量即有效产品率,还决定消费质量,即有效消费品率和消费便利、消费成本。剔除无效消费品流通,激活提升有效消费率。特别是当消费成为国内外双循环重中之重的时刻,消费数量质量结构都与流通效率密不可分。长期历经充分激烈竞争不断洗牌脱颖而出的强势企业,才逐步形成占据了化解自营风险的竞价优势,集中展示了商业资本大规模实现工业产品和利润的特定分工,也增强了现代流通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影响力。这些零售企业通过批量订单机制事先替消费者和全社会掌控好筛选市场入口关、质量关、安全关,大大减少了他们获取物美价廉商品的时间和精力,淘汰形形色色质次价高、货不对路的无效产品,提高有效产品率,并将先导信息指标反馈给制造业,实现稀缺资源的市场化配置,通过大胆冒险的自营采购制度化解不确定市场风险,促进经济活跃与繁荣,引领生产与消费。借助互联网数字技术,自营采购制企业将会转型提升、更加有效、更加精准。
2. 商贸流通业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激活国内即期消费,创造未来消费,开发潜在消费。
因此,要切实发挥现代流通服务业在促进消费方面转化剂、催化剂功能,建立买方市场条件下的商品畅销体系。通过强大的服务职能,营造、改善消费环境,增加城乡居民的福利,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最终实现从货币储蓄到实际消费的转化,达到促进、催化、开发消费的目的。而消费数量、质量、方式、结构、服务则是流通服务业时空效能在消费领域的具体表现。为此,要因势利导,顺应消费国际化趋势,提高有效产品供给比率,调整优化商品供给结构,促进文化消费,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尽快畅通融入国际国内双循环。
鉴于国际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目前的国际国内双循环,将不得不更多指望以国内消费为主体。商贸流通业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激活国内即期消费,创造未来消费,开发潜在消费,充分满足居民的消费意愿。反过来,居民消费增长和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消费方式变革,也促进商贸流通新业态新模式。例如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的消费格局变动,催生了大量安全无接触交易。可以说,商贸服务业与居民消费关系最直接、最密切,国家各项大政方针能否圆满有效落地,最终还是要看商贸服务业“最后一公里”的真功夫。从经济周而复始的运行来看,商贸业促消费又是下一个经济循环的先导,信息反馈介入对再生产至关重要。例如居民消费状况不佳,就是因为流通体系不畅、渠道窄、环节堵点痛点过多,便利差、成本高、品种少、东西贵。在新时期,由商贸流通服务业本质功能所决定,建立竞争性、高效能、低成本的消费品畅销体系,是促进需求结构转型、扩大居民消费、满足消费意愿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政策选择。
为对冲新冠疫情重创流通消费和国计民生,近年来围绕激活新消费的新业态新模式,立足国内促进国内外双循环的相关政策,出台越来越密集周全,流通业快速复苏好于预期,但也频现深层隐忧,亟待补强转危为机的前瞻性、战略性举措。最新的典型案例表明,总结新经验,探索商贸流通与消费的天然联系的规律性,还有不少潜力可挖,但贵在出思路、出亮点实招。比如行之有效的消费券、步行街、夜经济、直播带货等等。可以说,新业态新模式与新消费是、相辅相成,相互催生、互为因果的关系。但说到底消费是基础前提。例如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来势汹汹,大家措手不及,但匆忙应对很快加上了聪明应对,于是凭借高新技术的无接触数字交易便应运而生。此外,为迎合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商业自营采购供应链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也在提升。
诚如财经会议指出,流通体系现代化程度仍然不高。总体而言我国的有效产品率始终居高不下,货不对路、产能过剩、产品过剩、无效生产、库存积压等问题依然十分突出。与此同时低水平重复建设、资源错配、供不应求与供过于求并存,造成双重损失浪费,最终不得不周期性地实行去产能、去库存、强弱项、补短板等结构性改革。
3. 高度关注属地管辖治理体制客观存在的“体制性悖论”
其打通双循环除了外部因素堵点和流通体系自身堵点以外,还要高度关注属地管辖治理体制客观存在的“体制性悖论”难题。属地管辖体制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正面影响与反面影响永远同在。从正面看,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突出强调的属地管辖权责,就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优势,特别是重大灾害疫情条件下举国体制的社会动员能力和重大项目的集中资源配置能力。从而保证了国家经济社会的顺畅安全高效运转。与此同时,地方和部门党政政主管机构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制度完备、毫不含糊、十分严格的权责分明业绩考评的第一责任人制度。所有人都必须尽职尽责、守土有责,非常有效。为不断巩固完善属地管辖治理体系、增强治理能力,就需要时刻把握分寸,防止片面性极端化所导致的行政封锁弊端。例如中央财经会议指出的地方保护造成统一市场流通体系的堵点。因而需要深化改革兴利除弊。
属地管辖强化了地方政府越位过度干预经济活动,人为扩大了地区差距。例如,市场壁垒所发生的额外成本,自主经营受到干扰、不当干预所发生的额外成本,竞争不公平不充分、不平等交换所发生的额外成本,消费者自主选择受到阻碍所发生的额外成本,商品和要素无法自由流动所发生的额外成本,商业欺诈诚信缺失所发生的额外防范成本等等。而行政垄断,浪费了大量时间和资源,衍生了无法计数、难以识别的额外交易成本即体制性成本。所以说,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全面深化改革,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提高市场配置效率,提高流通效能,剔除体制性成本意义重大、刻不容缓。
笔者尖锐独到的对策建议曾经列举过很多方面,至今依然很有针对性和影响力。在此基础上,根据财经会议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以及发展变化的新形势,作简要补充并标有当页脚注。
1. 加强流通体系建设,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需要吸收基层有价值的建议。凡属落实大政方针“一具体就深入,”“到基层才有故事”。见微知著,某些具体细节所反映的问题意见和建议对于振兴流通体系、解救部分企业走出困境、激活消费都很有价值、很有启发。调研显示,建设流通体系,提振消费潜力巨大,还有很多具体事可做。以下是来自基层企业的呼声:
一是希望申请免关税牌照流程公开透明。含金量很高的海南省免关税牌照的办法对促销费的示范作用巨大,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显著,令全国各地羡慕不已。目前都在纷纷效仿,积极申报免税政策。一二线的大型百货,与免店有相似的经营方式,有商品品牌的资源基础,有相关联的专业人才队伍,有现成的场地优势。免税品的零售毛利基本在40%以上,自营采购企业的毛利率也可以达到20%左右。所以业绩可观的百货业积极性很高。含金量很高的各个地方都在积极推动,各显神通,努力争取率先拿到免税牌照。目前免税牌照已奇货可居,王府井百货集团捷足先登,在今年6月率先获得了一张免关税牌照,即刻刺激了股价大幅提升,引起了其它众多商业企业纷纷效仿加入申请。这就难免产生不规范操作等混乱状况。所以目前各地百货企业唯一盼望颁发免关税牌照、申请资质、流程、在区域和数量等具体办法上能够尽快出台,形成公平公正公开透明可预期的“游戏规则”营商环境。以确保各地大型百货集团都能享有授权,明确相关流程,对所有商业企业一视同仁。
二是希望加快商贸流通体系混合所有制改革。目前的突出问题是国有企业占股比例高、退出慢、文山会海、“婆婆”太多、机制不活,决策较迟缓、激励效果差。如北京王府井、上海百联、广百、武商集团、杭州大厦等大型企业,均为国有控股。与民营企业的期盼有一定差距。所以商贸业的民企积极性不高、犹疑观望者居多。零售业是完全竞争性行业,讲究的就是创新与活跃。希望加快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激发行业活力。目前重庆商社的混改因为有了民营企业物美集团和步步高集团的积极参与,入股比例高,机制活,效果就比较好。在今年前三季度非常不利的市场条件下,重庆商社旗下的上市公司重庆百货利润仍然增长了6%。
三是希望支持百货门店改造升级。百货是引领城市的时尚地标,不仅对时尚新颖的品质消费具有拉动作用,对城市景观也有积极影响。目前北京市商务局推动“传统商场“一店一策”升级改造项目”,给予单个企业支持总额不超过500万元的专项资金支持,推动百货业总体体量和经济地位及其对便民利民激活消费的状况都得到较大改观。希望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类似做法。上述这些具体细节与基层的合理诉求,如果得到妥善解决,一定能够收到可观的政策效果。
四是基层企业普遍抱有信心。鉴于国际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目前的国际国内双循环,将不得不更多指望以国内消费为主体。因此做好出口转内销的国内贸易,远比扩大出口、做好对外贸易重要得多。商贸企业认为,农民等低收入加上不断扩大的四亿中等收入群体,绝对可以长期支撑日益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从而足以促成十四五规划良性循环新格局。现在最关键的就看流通体系能否提高效率、增强效能,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流通企业,充分满足各种收入群体的消费意愿,为就业增收消费提供低成本畅通的循环系统。
2. 加强流通体系建设,夯实自营采购流通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针对目前商品自营采购供应链碎片化脆弱化的普遍状况,重建商贸企业自营采购供应链才是商业之本的核心概念。为此要制定前瞻性实战化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新思路。特别要以重振大型自营采购供应链体系为基础,依托一带一路战略,开创批发零售企业自有资本、自有品牌、自营采购,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新时期,尽快实现商贸流通业强国的目标,补齐曾经长期拖延酿成的最大、最尴尬的重灾区短板。为此,必须尽快恢复在国内外市场商品购销产业链的成本价格主导权和议价能力话语权,恢复核心竞争力和实体支撑力。尽快结束中国商贸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买啥啥贵,卖啥啥贱的被动局面。按照财经会议所说,增强大型自营采购企业的自有流动资本用于订单直采的能力。要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其中,尤其要深刻理解文件突出强调大型企业订单直接采购的核心要义、重中之重。严酷的事实是时至今日依然没有任何一家实体大型现代批发零售跨国企业真正走出国门。更没有找准出口转内销的替代接口。这才是中国流通体系堵点遍地、痛点全身的深层由来。应当说,强商与强国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中国历经改革开放40年禁商-兴商的艰难曲折,如今已经进入全面强商的新时代。但是中国要全面恢复曾经由于全面禁商而被荒废掉的从商理念和经商能力,打通堵点痛点开创流通体系建设新局面,还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3. 加强流通体系建设,着力纠正商业资源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不匹配的失衡错配状态。目前,学界的共识普遍认为,平台经济就是建立一个线上的交易场所,促成买卖双方交易,收取手续费或赚取差价以获得利润的经营模式。平台经济对于整合线上和线下商业资源,提高效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也应该警惕和防止商业资源失衡错配和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
主要表现是,线上虚拟电商平台投入少、风险低、属于容易做、来钱快的轻巧事,商家一拥而上地搭便车,已导致过度膨胀、长腿更长、虚拟平台过虚。而线下实体采购储备销售和快递配送企业投入大、风险高、回报少、吃力不讨好。结果则无人问津、退避三舍、相对滞后、短腿越短。疫情更使得消费者对数字线上销售依赖大增。导致实体商业雪上加霜,使得线上线下虚实两类的商业资源分散化,源碎片化失衡错配脱节,效率降低,成本增加,流通体系痛点堵点增加。这种失衡状况必须尽快改变。政策措施重点:一是要强化大型自营采购供应链实体企业的供给能力。线上与线下,实体与虚拟都要匹配均衡,坚决阻止长者越长、长短脱节、脱实向虚、避实就虚乱象无序发展。特别是要向线下、实体物流快递配送企业倾斜。尤其要警惕商贸流通业虚实长短不匹配、长期失衡的跛脚状态。二是针对大型电商平台凭借网站资源垄断违法违规收费,高额收费已经超过实体店租费水平的情况,组织实施电商平台收费真相调查,并尽快依法推出电商平台无条件先行赔付制度。
4. 加强流通体系建设,解决好生产生活商品储备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动态的物资储备是动态的财富观及其流通体系的重要载体。加强储备体系建设则是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存在问题的主要表现是政出多门、多头储备,层级过多、交叉重复和遗漏并存,储备结构不合理,储不下、调不动、用不上、损失浪费严重、效率低下、蓄水池变成死水池。信息储备孤岛化,应急储备与日常储备脱节,实物储备和能力储备不匹配,储备信息不全不准不及时,重复无效的垃圾信息过多过滥,挤占有效信息空间;静态化实物储备方式粗放,无效低效储备过多(粮食等大宗商品储备问题尤为突出),而动态化能力储备和动员能力不足,库存积压与断档脱销并存。为此必须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转变商品物资储备和应急储备方式。依托信息化、智能化扁平化,实行实物储备和能力储备并重的双轮驱动,增强大型企业采购储备供应链的自我修复能力和应急保障应变能力。其中,对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满足专项特殊需求和关键零部件备份,尤其考验商贸流通业应急采购供应链的动员能力。
5. 加强流通体系建设,对中央关于重要物资“宁可备而不用 不可用时无备”的指导思想必须完整准确理解,不可偏废。“宁可-不可”集中代表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必须有科学高效精准可靠应急储备的最高境界来作支撑。为此,必须实行重要物资(例如粮食、药品和突发事件应急物资等)智能化精准调控和应急储备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实行实物储备和能力储备相辅相成双轮驱动的紧密结合。各类储备消耗的是财政,必须精打细算用在刀刃上。中央提出“宁可-不可”的战略目标,绝不代表在日常实际生活中可以不负责任、不计代价成本、多多益善、大水漫灌盲目储备。而是要求更高,更讲求安全储备、科学储备、智能化精准储备。这就要求在确保国计民生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在经济安全与储备成本之间建立动态平衡、储量均衡。否则物资储备必然宽严皆误、妨碍中央的战略意图。
6. 加强流通体系建设,商贸流通生活服务业复工复产事关增收-就业-消费反弹大局,必须高度关注。应当实行最宽松灵活的就业政策。要将疫情突发导致的双骤停快速切换到商品供求匹配的双反弹。政策措施重点:一是要涵养现代流通体系中生活服务企业的供给能力。线上与线下,实体与虚拟,都要匹配均衡,坚决阻止长者越长、长短脱节、脱实向虚、避实就虚乱象无序发展。特别是要向线下、实体物流快递配送企业倾斜;二是政府要设置真金白银专项重奖复产复工中业绩突出贡献大的中小民营企业,实行的各项鼓励政策要精准到位、下沉前移,令民营企业中表现突出、辛苦付出、业绩显著的员工直接得到实惠。尤其要鼓励民营企业增强对内部实行激励机制,例如快递配送企业提高业绩显著快递员的待遇补贴,增强企业凝聚力,激发民营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三是针对民营企业就业不稳定、员工频频“跳槽”的普遍现象,要提高企业中技能表现突出的业务骨干、后备人选的忠诚度和复产复工的稳定系数,显著提高稳定技能骨干员工的所占比重;四是警惕疫情防范中过度审批所造成的企业经营成本抬头,包括遭遇重创的餐饮企业;五是深化商贸流通企业场所租赁制度改革,优先保障供应商、批发商利益的基础地位,剔除不合理税费,各类批发市场主办主管方面要提高服务质量水平,显著降低个体户的摊位费;六是树立正确服务观,义利观,大局观,自觉维护消费者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纠正餐饮零售等生活服务业片面盲目迎合餐饮浪费倾向,同时增强商贸餐饮企业满足疫情过后需求井喷式强力反弹的供给能力,增强企业引导消费、满足正当健康消费需求的能力。
7. 加强流通体系建设,落实十四五规划要办好几件实事。一是要想扩大出口商品,必先增设“出口商店”。而要实现商店真正“走出去,”必先鼓励敢于承担风险、辛勤劳作的自营采购制企业,坚决遏制逃避风险、不劳而获的租赁联营制企业。(沃尔玛,家乐福,亚马逊、阿尔迪以及香港利丰集团、北京京东集团、青岛利群集团等自营采购制企业由于疫情,电商冲击而出现逆转,也并不代表逃避商业风险,不劳而获的租赁联营制企业突然有了希望,有了“形象”、有了担当。)只有政策导向旗帜鲜明、态度坚决,才能推动中国的商业依托数字技术向海外延伸,创建以大规模自营采购供应链为基础、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流通体系。二是促成现代生产力与先进消费力同等重要、相互牵引、相互匹配的新格局。畅通两个循环必须实行自营采购供应链大额订单无障碍替代,依托互联网数字经济打破信息不对称的时间空间限制,将流通体系中的碎片化小舢板企业升级重组为规模化订单采购的航母重器。同时高度重视大额自营采购供应链与自主品牌培育之间原本就存在的天然联系,切实经营培育好自主品牌,自主渠道,背靠消费群体,深度参与制造业转型升级。解决好大规模采购与个性化私人订制之间的矛盾。三是畅通双循环,要依托自营采购供应链,切实把出口商品的流量流向与转内销商品的流量流向都统筹融合起来,并择机促成相互之间的切换替代,以便应对复杂多变的不确定性,灵活利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
8. 加强流通体系建设,畅通经济循环必须具备国际化新视野。习近平总书记曾连续两次出席第中国国际进口商品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倡议共建开放合作、开放创新、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宣布中国采取新举措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机遇的标志性事件。它的深刻背景在于全球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由来已久,金融危机、全球疫情突发、单边保护主义贸易战更是雪上加霜。经济不景气、销售困难,不确定因素叠加,信心和预期普遍低落,致使全球经济基本面深度受挫有可能呈现长期化。在关键时刻,中国上海连续举办第二届、地三届进口商品博览会,为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心剂,给所有企业出售实现商品价值,完成“惊险跳跃”,甚至“轻松跳跃”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这就为各个国家和地区迟滞拥堵,长期找不到销路的产品-产能-技术转化,提供了便捷畅通的巨大出口。由此开创了中国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局面,所带来的长期红利显而易见,也将促使中国战略影响力迅猛扩大,显著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彰显大国自信和诚意。在这种竞争激烈、高度复杂、变数陡增的国际环境下,为开创全面强商的新局面,中国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势必增强买全球惠全球的经济实力。不断展示出与大国地位相称的海外影响力。
9. 加强流通体系建设,必须实行现代流通体系技术创新。
人工智能最新技术必须优先运用于自营采购供应链建设。令其冲击自营转变为融合自营、呵护自营,实现自营采购的智能化、精准化。关于人工智能的定义,目前权威机构给出的解释是:以同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Artificial Intelligence),英文缩写为AI。这就好比原来延伸替代人的体力,现在用来无限延伸替代人的脑力。人工智能目前处于不确定的普遍探索阶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高深莫测,尚无定论。本文化繁从简,试作通俗直白的表述。人工智能就是按照人类预先设定的算法逻辑编程,凭借现代技术“无师自通,”具备自我深度学习模拟能力,在“试错反馈”的逻辑演进中自我纠正,能够不断改进,自行适应环境,采取正确行动去完成各种任务的“操作程序”。其中运用人工智能降低自营采购风险是流通体系创新的核心要害。
与此相关的连带问题是,应高度重视、深入研究高新技术冲击与提升两者并存的影响力,避免顾此失彼的极端片面性。其中,数字经济高新技术将使得自营采购制如虎添翼,效率全面增长提升。而冲击只是次要的、暂时的。这就需要从实际出发,把握分寸、高度关注新技术对流通体系“颠覆性提升”贡献与“颠覆性冲击”贡献。实行六保六稳,防止数字化对商贸流通业自营百货实体店的冲击而损害就业,采取统筹兼顾、呵护与提升并重的办法,处理好二者的矛盾关系,实现线上线下虚拟与实体协同发展、共同增强服务经济发展新格局的能力。依托数字技术融合,实行制造业流通业的精准制造,精准采购,宏观精准调控,都不再是障碍难题。其中既要充分估计新业态新模式促进消费的无限能量。同时又密切关注与之俱来挤出替代效应的另一面,因势利导,巩固实体店面对面接触的不可替代性,缓解数字经济对自营采购的冲击,化解矛盾阻力,增强对自营采购百货业的呵护包容性。
10. 落实财经会议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亟待拨乱反正澄清误解。
目前普遍认为,互联网数字经济下供给和需求、生产与消费直接见面,批发零售将很快成为多余的环节而消失消亡。这是以偏概全、似是而非的误导误判。第一,数字经济既有冲击传统实体经济的一面,也有依赖传统实体经济的另一面。第二,物质化的衣食住行永远不可能被数字经济虚拟取代,而必须依赖实体支撑。第三,实体经济中商品流通的中间环节是个动态过程,流通中需要多少合理的中间环节,从而需要支付多少合理的流通成本,完全是由供给和需求成本和效率等各种复杂多变的具体情况决定的,最终要由市场竞争裁决。第四,竞争中的数字经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不可能消灭中间环节,因为它自己就是被人们称作“平台”的那个最大的“中间环节”。也不可能完全消灭商贸流通业,只是改变了商贸流通业的存在形式。另外,最值得警觉、搞清楚的是,这个平台式的中间环节目前所收取的巨额费用与日俱增,收费的方式手段越来越可疑。第五,即使通过平台经济,产销直接见面,跨过了含有巨大就业容量的批发零售环节,也将无法弥补产业损毁、挤出效应造成数上千万人的失业后果。
专业化、规模化分工带来效率是所有经济学的经典共识。要通过竞争剔除不专业低效率不经济现象。互联网数字经济同样如此。另外与传统偏见误解不同,商人们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增加交易成本、社会负担,而是降低社会交易成本节约社会劳动。在信息普遍不对称的分工社会,果真拒绝商人这些社会必要的媒介环节,则生产者和消费者将要付出难以想像的高昂代价和无尽的“寻找成本”,社会将全面倒退到远古时代,社会分工将不会发生,人类文明将不复存在。在竞争比较充分的前提下,某商品交易市场能否存在和成长,交易量大小,某商品购销差价额度、水平(批量差价、季节差价、地区差价、质量差价等等),表象是商人们的主观随意,本质上是由生产成本、流通成本、市场竞争和供求状况决定的,是由“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回报”的平均利润率规律支配的,最终都要由市场裁决。在这个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中,“任何社会,从来都不可能由着任何人随意加价和恶意加价来维持。”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商业资本学说关于“商业资本参与剩余价值分配”问题中反复论述的最核心的论点,至今仍然被有意无意普遍漠视了,所以才长期构成了重生产、轻流通、诋毁商人的社会偏见和政策误导。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给商人“平反”,消除“污蔑不实之词。”现代市场经济就是商人们配置资源的经济,商人们也绝非为表面看到的“会增加社会交易成本”,恰恰相反,它天生就是为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节约社会劳动、提高经济效率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流通环节的多与少是相对的、动态的、有缘由的,要由市场竞争来裁决,而不应有第二个裁判。政府片面强调减少流通环节是一种误解。无端扼制商人们的正常发展必然导致经济便利性下降、交易成本上升、市场秩序混乱、流通体系削弱、资源配置恶化、经济效率下降和消费意愿受阻。现实生活中倒买倒卖、炒作加价、获取暴利的现象,其根源绝对不在于环节的多与少,而肯定是权钱交易、行政垄断和各种名目的欺行霸市等等阻止了正当的竞争。农工商之间存在的某些利益矛盾,源自超经济行政垄断,限制了、扰乱了公平竞争与公平合作的市场秩序。
古老的工商社会大分工规律、利润大分配规律就依然有效而没有过时。利益驱动的天然本性和竞争规律会自发令每个人在数字时代依靠辛勤而有效的劳动,重新找到自己生存发展的位置。所以要警惕出现重生产轻流通新的倾向,新的表现形式。比如流通多余论,商业原罪论,商业中介盘剥论,流通低效论,以及轻视商业服务业劳动和就业贡献等理论政策认识上的误判误导。拨乱反正、澄清误解,否则事与愿违,势必损害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因此辨明是非曲直,给出旗帜鲜明的政策导向,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是正当其时、十分必要。
11. 十四五规划要留意仓储物流运输变动趋势规律。
按照动态的新财富观方法论,加强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必须研究现代物流业仓储物流运输的变动趋势规律。由此可以发现,近期规划的重点在于压缩运输成本,而长期努力在于降低库存成本。从各国的经验看,如果措施得当,运输成本通常经过大幅度降低后会趋于稳定,而凭借先进的信息技术,例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整合流程、加快周转、降低库存则潜力无限。因此,在十四五期间,要统筹兼顾、科学规划,借助现代物流业,率先改善大宗货物的流量、流向,充分运用信息技术和现代储运技术,减少盲目性,讲求合理化,特别要注重铁路、公路、水路、海上、航空和管道等不同运输方式各个转换节点上的有效衔接。尽管中国公路铁路大面积长距离提速,奇迹般的成就业绩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然而凡事“不怕慢、就怕站。”由于体制机制原因,中国仓储物流运输体系中节点过多、转换迟滞、耽搁停顿对冲低消了高速成果带来的大部分好处,仍然是我国物流整体效率低下致命的“短板”,而在讲求物流运输系统化的场合,一个短板就可造成整体无效率。
在运输成本明显降低、并趋于稳定的基础上,要依托数字技术,将发展现代物流业、节能降耗、降本增效的重点转向智能化精准化的库存控制。为此,要对工业企业加快资本周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率、消除库存积压、优化产品流程提出指导性意见和具体要求;要促进工业企业采购、销售、储运业务和流程的“外包”,推动社会化“第三方物流”供应商的发展,改变工业企业“家家有仓库、户户有车队”的落后低效局面,提高企业物流的社会化、专业化、集约化、现代化水平。
12. 创建模拟仿真实验室,尽快结束农产品市场大起大落剧烈动荡伤农的历史。
农产品流通体系是整个现代流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化解农产品销售难的重要载体。在现行体制下,信息发布相关机构常常降低到了“农民的水平”。因为当农民“发现”肉、蛋、菜、果“突然多了”,大面积过剩滞销或者某些肉、蛋、菜、果“突然少了”,大面积短缺脱销了,一些监测预警决策机构才“跟着发现”。于是在我国,这类所谓“突如其来”、“措手不及”现象每年都有发生,损失巨大,几成常态。不全不准不及时的低质量信息会把农民、经营者和消费者渴望的市场预期扰乱扭曲,被迫把市场当赌场;而有参考价值的先导信息将促使赌场回归市场,基本消除农业生产者、经营者一窝蜂式的盲目扩张或者盲目收缩。为此,创新农产品市场精准监测调控制度是大势所趋;在此的基础上创建模拟仿真实验室值得尝试。这是一个令赌场回归市场切实可行的实战方案。实战化转型的后续容量很大,与官产学研关系都很密切。还可一并推行实验室加上大连期货交易所、加上农业保险的新模式,来作为此项创意的可靠后盾。
近年来生猪市场价格一再发生剧烈波动,事关国计民生,考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根据动态的财富观,传统的顺周期做法与中央倡导的创新逆周期监测调控大不一样。驾驭市场的要领就是创新工作思路,转变政府职能,将市场调控的重心从事后的被动跟进管理,转变为事前的主动引导服务,特别要提前给出至少一个周期的生猪供求价格信号。
当前尤其要密切关注生猪市场价格新动向,充分估计曾经紧急出台的顺周期救市、刺激生产、扩大进口等叠加政策产生的后果。尽快转变为逆周期科学监测调控的办法,至少要打出一个周期的提前量来做好预案。这是因为第一,连年顺周期的高肉价早已驱使猪肉供给量和后续出栏量猛增而需求量已逐渐消退疲软,肉价已初现下行态势。2021年春节消费旺季上升过后肉价有可能急剧下跌;第二,过度反应、层层加码实行巨额投入和高额补贴奖励政策已形成放大的叠加效应惯性一时很难终止;第三,海外业已敲定的大量猪肉进口不久将纷至沓来。由此可以断定我国不久将出现市场供给触底反弹,肉价迅速反转,猪肉严重过剩,库存猛增,肉价急剧下跌等新走势。为此强烈建议:第一,必须完整系统建立提前一个周期的“逆调控”新概念,包括创建生猪模拟仿真精准监测调控实验室;第二,盯紧市场行情拐点,进一步深入调研摸准基本情况,制定提前预案;第三,暂时叫停涉外谈判,尤其要设法减少对美国猪肉的采购意向作出让步,严防冲击国内市场。(全文完)
注:作者宋则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原刊载于《财经智库》2020年12月第6期,转载有删节。